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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作者:孫士俊
  • 來源:中國圖書評論
  • 整理日期:2007/8/12 



  • 書名: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 作者:孔飛力(或譯為孔復禮)
  • 譯者:陳兼,劉昶
  • 出版:上海三聯書店,1999(簡體)
  • 出版:時英出版社,2000(正體)



  社會史是一種「整體史」,也可以稱為「總體史」,這是從法國年鑑學派開始就信奉的史學觀念。「第二代年鑑學派的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學》中對所謂的「總體史」進行了一番提綱挈領的概括:「這裡所要求的歷史不僅是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而且還是經濟史、人口史、技術史和習俗史;不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歷史,而且還是所有人的歷史……總之是一種總體的歷史。」西方中國史研究大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先生以1768年中國所發生的妖術恐慌為個案,來透視清帝國與封疆大吏間的互動(也就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通過對第一手檔案資料的研究來解釋滿清皇帝的統治模式及18世紀中國社會概況。他的這部《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以下簡稱《叫魂》)無疑給從事社會史研究的中外學者以啟示。

  1928年3月《民俗》周刊的《〈民俗〉發刊辭》說:「人間社會大得很,這(聖賢們的故事和禮法)僅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大半是虛偽的!尚有一大部分是農夫、工匠、商販、兵卒、婦女、遊俠、優伶、娼妓、僕婢、賤民、罪犯、小孩們……他們有無窮廣大的生活,他們有熱烈的情感,有爽直的性子,他們的生活是真誠的!」為此,我們「要探險各種民眾的生活、民眾的欲求來認識整個社會」。孔飛力先生顯然已經參透社會史的「總體史」觀。總體史,意味著史家所關注的對象不僅僅是我們從小學到高中的歷史課本上以王朝更替為線索主要介紹的君主及大人物,同時應該包括構成社會絕大多數的底層的普通民眾;涉及的領域不僅僅是突發的政治事件,還應該包括普通百姓的日常衣食住行;在考察方法上,不是孤立地考察個別的作為歷史事件的要素,而應該注意相關事件之間的關係。於是在《叫魂》這本著作中明顯地體現出作者以微觀社會為單位,即研究內容的年代、地域,涉及對象界限明顯,意在展示獨特的社會個性。

  《叫魂》這本書,早在1999年便在國內出版,曾陸續看到一些對這本書的評論,一個關於民眾恐慌及皇帝與官員面對恐慌而產生的反應的最中國化的歷史,一個研究幾十年中國史的外國學者,用國外的邏輯思維和嚴謹的學術考據來加以解讀的1768年的一段歷史。孔飛力先生在研究過程中打破學科界限,運用了人類學、政治學、法學、宗教學、心理學等方法,多向度地對叫魂案件進行縱向與橫向研究。該書通過叫魂案件考察了乾隆時期專制權力及官僚體系的實際運作情況,反映了這一時期的人口、經濟、風俗等方面的內容。這種建立在西方現代學術理論基礎上,打破歷史學狹隘專業分工的學術研究方法,對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具有很大的啟示。與海外研究中國的第一代學者費正清等人的著作相比,《叫魂》一書明顯不同之處在於,它對中國的研究越來越細,不再求大求全。這說明海外中國研究已經超越對中國的「通史」式研究階段,進入中國歷史的細微之處,更加注重對普通百姓生活狀況的關注。由注重上層政治和精英文化轉向較為注重不同社會階層乃至不同社會區域之間的複雜關係。

  《叫魂》一書所採取的「大敘事」著書方式與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比較相似。它為我們展現了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背景,涉及多種有代表性的社會階層。他們分別為不同的利益、動機所驅使,從各自不同的社會角色與經歷出發,對於「叫魂」事件採取了某種各取所需的解讀方式。首先,《叫魂》一書反映了弘曆皇帝的人格特徵、滿漢文化的衝突、皇權與官僚體制運作模式。其次,也反映了普通民眾對於未知力量的恐慌,以及由此所引發的騷動。這是下層民眾難以把握自身命運的危機感和對於社會權力的渴望。最後,反映出立足於保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和維護社會生活常規運作的官僚們,如何在暴民的狂怒易變和君主的反覆無常之間尋求平衡。各級官員利用、操縱民眾的恐懼,將之轉變為可怕的力量。這三個層面相互聯系,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中國傳統社會中權力的分配及其相互限制。因此,可以說孔飛力先生成功地還原了巫術恐慌下真實的乾隆時期的場景。同時,《叫魂》以講述故事的方式來結構一部史學著作,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情,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它表明了史學敘事傳統的回歸。

  中國歷來就有「文史一家」之說。歷史學家相當注重文字表達的功夫。許多史學著作同時也是傳世的文學名著,《史記》就是一個完美的例證。雖然梁啟超痛斥二十四史為「一人一家之譜牒」,但也不能否認傳統史學著作語言和文學的魅力。西方古典史學同樣有著悠久的敘事傳統。希羅多德的《歷史》不是枯燥無味的戰爭編年史,而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史詩。然而,隨著西方新史學的興起,史學的科學化開始成為現代西方史學的主導潮流。實證主義史學家希望把歷史學變成像自然科學一樣精確的、可以驗證的科學。無往而不勝的科學主義侵入這門古老的學科,戰勝了延續數千年的敘事傳統。一些歷史著作開始為數據圖表、公式模型所充斥,以往優美的語言、精巧的布局不復得見,從而產生了歷史表述上的困境,史學著作失去了本應具有的美感和可讀性。在史學雜志上,充斥著各種學術語言。文章的論證遵循特定的套路。這種套路成為老師教授學生的法寶,更是後輩學習的經典。寫作大有成為新八股之勢。這不能不說是歷史學面臨的危機。在這種背景之下,《叫魂》的形式、手法和技巧就更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鑑了。毫無疑問,孔飛力對叫魂案件的敘述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對於整個事件的發生經過,作者都以精細入微的筆觸、輕快流暢的行文娓娓道來。美國《紐約人》雜誌評論道:「孔飛力的細節性描述是那樣地引人入勝而又令人顫慄,生動地展現了各省的恐慌怎樣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除魅運動。」

  讀完全書,發現《叫魂》並不是一部研究中國歷史上某種習俗(或稱之為迷信)的著作,它所要梳理和解析的是發生在1768年的一個歷史事件,這個事件被稱之為「妖術大恐慌」,「1768年,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夜。某種帶有預示性質的驚顫蔓延於中國社會:一個幽靈——一種名為叫魂的妖術──在華夏大地上盤桓。據稱,術士們通過作法於受害者的名字、毛髮或衣物,便可使他發病、甚至死去,並偷取他的靈魂精氣,使之為己服務。這樣的歇斯底里,影響到了十二個省份的社會生活,從農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宮邸均受波及」。其實這一震動全國的「妖術」事件竟起源於無事生非的造謠中傷。事件背後所隱含的則是某種冤冤相報的社會敵意。恰巧,「叫魂」事件發生於康乾盛世,這無疑給人們一種災難性的暗示。社會大眾總是試圖通過某種非常的途徑來獲取權力。這是缺少起碼的社會公正和社會底層權力的極度匱乏所帶來的病態。它一旦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並找到了突破口,就會釀成大的社會危機與動蕩。

  《叫魂》一書透過弘曆皇帝在「叫魂」事件中的表現及其心態,揭示中國歷史上君主與官僚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孔飛力先生提出「官僚君主制」這一概念來表述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徵。「官僚君主制」一語所表述的是中國歷史上君主的專制獨裁與官僚機器的常規職能之間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制衡、相互依存的複雜關係。從「專制」的意義上講,君主不是官僚機器的一部分;但是他又不得不依靠某些成文的法規來約束數目龐大的官吏,依靠官僚機器的常規運作來管理國家。那麼,君主又如何能夠保持自身權力的自主性和至高無上?如何提防官吏們(特別是高層官吏)的上下勾結,使自己成為某種被架空的玩偶?這其中問題的關鍵似乎在於:君主必須經常能夠以某種非常規的方式介入官僚機器乃至打破官僚機器的常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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