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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連德:不該被遺忘的名字編輯

--1910年鼠疫下的危城哈爾濱與拯救它的英雄

  “毫不誇張地講,是伍連德拯救了哈爾濱,他對這個城市有大恩。”在伍連德紀念館的開館儀式上,前哈爾濱市委書記、現黑龍江省委副書記杜宇新曾如此動情地說。

  “傳染病沒有國界,科學沒有國界,伍連德的一生所從事的是宏觀的流行病學和微觀的微生物學兩個極端領域,也只有在人類的大背景中才包容得下。他的精神境界超然於一個局部甚至超然於民族與種族。”《發現伍連德》一書的作者禮露對伍連德發出由衷贊嘆。(主筆: 李菁)

死亡之城編輯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一列火車徐徐駛入哈爾濱火車站。31歲的伍連德手持一臺貝克顯微鏡,在寒風中踏下月臺。他的助手林家瑞提著一大一小兩只藤條箱,里面裝滿了實驗室器械。

  伍連德是以“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的身份,踏上這塊陌生土地的,此時的哈爾濱,正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下。

  有確鑿記錄的死亡,最早發生在1910年的10月25日。據《東三省疫事報告書》記載,在中俄邊境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回來的勞工在下榻的旅店內暴亡。“

  同院居住的房東、客人等亦染疫身亡”,幾個人的癥狀相同:都是發燒、咳嗽、咳血,很快死亡,死後全身發紫。

  其實早在10月初,俄羅斯境內大烏拉車站附近的一處華工工棚,已有了類似的異常死亡事件。據《東三省疫事報告》記載,當時“忽有7人暴死”。

  “俄人知該病之可恐,遂將該棚內華工一律逐出”,而且也把棚屋里的衣服、行李全部燒毀。被逐出的華工中,有2名在10月19日來到滿洲里,正是他們引發了一場後來蔓延東三省的瘟疫。

  從10月25日開始,死亡開始彌漫一個又一個城市。10月29日,察漢敖拉煤窯染疫,11月5日紮賚諾爾染疫……

  哈爾濱收到的第一個疫情報告的時間是11月7日。兩名捕獵旱獺的華工從滿洲里來到哈爾濱,住進一家鉆井工具商店。不久,這兩個人都染病而死,而且還傳染了與其同住的另外4人。瘟疫由此在哈爾濱蔓延開來。

  這幾乎是年輕的哈爾濱面臨的第一個嚴峻挑戰。

  追溯起來,哈爾濱的歷史,與中東鐵路的歷史是並行的。“可以說,先誕生了鐵路,後誕生了這個城市,這是非常特殊的。”哈爾濱市作協主席、著名作家王阿成對我說。

  此前的哈爾濱只是一個小漁村,隨著中東鐵路的開通,外國人也大量湧入,占了人口的51%以上。“那時哈爾濱的街牌、商家的牌匾,都是以俄文為主。”“當時的哈爾濱集中了一批精英,包括文化、商業、音樂、建築等領域。”阿成說,中國第一個電影院、第一個交響樂團,都誕生於哈爾濱。

  黑龍江作家遲子建,剛剛完成了以100年前的這場鼠疫為背景的小說《白雪烏鴉》。為了更深入了解當時那一時期的歷史,她查閱了大量資料,對於那一時期的哈爾濱,

  她也有了諸如“當時的哈爾濱每半個月就進口一部西洋電影”的意外發現。

  以鐵路為界,哈爾濱分成“道里”和“道外”兩個區域。與道里生活優裕的俄國人、日本人相對應的,是道外以傅家甸為中心的中國人聚居區。他們大都擠在擁擠不堪、汙

  濁骯臟的小屋子里。鼠疫爆發後,傅家甸很快就成為重災區。

  “傅家甸的人口居住得非常密集,如果鼠疫不能撲滅,這將成為一座死亡之城。”阿成說。當時居住在傅家甸的大都是來自山東、直隸的勞工,在東北淘了金之後便返鄉,

  他們會把病菌帶到全國,所以阿成形容,那時候的哈爾濱“像一個巨大的病菌炸彈”。

  當時還有一個超出人們經驗範圍以外的新情況:隨著鐵路的發展,人群移動的頻率和範圍大大增加,瘟疫傳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疫情發展之勢,正如當時東三省總督錫良所形容的那樣,

  “如水瀉地,似火燎原”。在奉天,瘟疫甚至引發了人們的擠兌風潮。恐慌也傳到了政治中心北京。施肇基後來在回憶錄里說,當時哈爾濱每天數百人的死亡報告傳來,

  而且瘟疫還在逐漸南行,“旅華洋人聞之恐慌”。各國人士都不敢與中國人來往,北京東交民巷的外交團區內,“亦限制華人入內”。“當時奧國駐華公使任外交團主席日日促余急謀治疫之策。”

  其實讓清政府更憂慮的,除了瘟疫,還有背後一場看不見的較量。

  在東北,哈爾濱和奉天是“北滿”、“南滿”兩個鐵路樞紐中心城市,不但有較多外人僑民居住,且俄、日鐵路附屬地與中國市政重疊,檢疫、防疫更具主權象征意義。疫情發生後,俄國和日本以清政府防疫不力為由,紛紛向清政府施壓,要求共同主管防疫。錫良憂心忡忡地寫道:“查疫勢傳染甚烈,外人尤極註意,辦理稍不如法,即恐乘機幹預。”“南滿鐵

  路屬於日方,所以他們向清政府發照會:如果控制不了疫情,他們自己將派醫官過來。俄也向清提出在嫩江設立檢疫站,這其實不僅僅是防疫的問題,這涉及警務權、行政管理權的

  問題。”哈爾濱醫科大學醫學史教研室的馬學博老師分析。

  也許正是因為情勢之複雜,所以當時清廷負責處理東北疫情的,並不是民政部,而是外務部。而外務部的態度是:事關主權,萬難也認——要不惜一切代價,控制住這場瘟疫。他們向

  俄國和日本證明,中國能夠獨立處理好這場瘟疫。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

臨危受命編輯

  在突然接到來北京的電報邀請之前,31歲的伍連德其實只是一位剛剛從南洋到中國兩年有余的華僑。

  1879年3月10日,伍連德出生在馬來亞(現馬來西亞西部地區)的檳榔嶼。其父伍祺學16歲從廣州漂洋過海來到當地,在當地開一家金鋪。伍祺學與當地華僑女子林彩繁結婚後,

  生了5子6女。伍連德是第四個孩子。17歲時,他考取了英國女皇獎學金,赴英國劍橋大學意曼紐學院深造。1903年,伍連德成為劍橋大學第一位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

  1907年時的伍連德已是馬來半島小有名氣的醫生。他接到了一封邀請他出任天津陸軍醫學校副校長的邀請信。信的下方,赫然印著“直隸總督袁世凱”。

  到中國之前,伍連德對中國的印象主要來自夫人黃淑瓊。黃淑瓊是著名僑領黃乃裳的長女。黃乃裳後來追隨孫中山,是老同盟會會員,曾任福建省省長。黃淑瓊從小在中國長大,

  很希望能回到祖國與親友重聚。加上她身體虛弱,不太適應南洋炎熱的天氣,伍連德後來在自傳中坦承:“我決定歸返祖國,開始我的新生活,這多少和她的情形與意見有關系。”

  1908年10月,伍連德一家三口離開檳榔嶼,經香港到上海。將家眷安置好之後,只身北上。不料,到達北京後,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相繼亡故,袁世凱已被開缺回鄉。伍連德一時茫然無措。

  後來在英國留學時認識的海軍官員程壁光和丁士源的推薦下,他得到了軍機大臣鐵良的正式任命,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

  伍連德生長於海外華人家庭,長大後又留學英國,早年缺少學習中文的機會。回國後,深感不懂中文之不便,到天津之後,他聘請教師學習中文。經過一個時期的努力,他能用普通話講課。

  隨後,他與梁啟超、辜鴻銘、嚴複、胡適等人有了交往,對中國的認識也在逐漸加深。

  1910年12月18日的一封電報,徹底改變了伍連德剛剛平穩下來的生活軌跡。電報是從北京的外務部發來的,發電人是外務部右丞施肇基。1905年,由端方等帶領的清政府憲政考察團曾到訪過

  馬來亞檳榔嶼,作為隨員的施肇基,與伍連德曾有一面之緣。等伍連德急速進京、與施肇基見面後,施肇基告訴他,上次檳榔嶼見面之後,伍連德給他的印象極深。所以後來聽說袁世凱打

  算聘用專家改革陸軍軍醫學堂時,他便大力推薦了伍連德——直到此時,伍連德才恍然明白當初接到的那封邀請信的緣由。

  出生於江蘇的施肇基早年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就在疫情爆發的幾個月前,施肇基剛從吉林西北路兵備道任上卸職,轉到外務部。其實對當時的清政府來說,美國丹佛大學醫學博士、海

  軍總醫官的謝天寶是第一人選。可是謝天寶卻以北京到哈爾濱路途遙遠為由拒絕。此時,施肇基又一次想起伍連德。而伍連德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他後來在回憶錄里並沒有提及自己是否有過

  一番掙紮,只是留下了這樣的字眼:“施肇基的估計是:除非中國采取嚴厲的防疫措施,制止疫情蔓延,否則,俄、日將采取行動,並最終演化成為一個外交事件。”

  1910年12月19日一早,伍連德返回天津後便直奔陸軍軍醫學堂。他緊急召集畢業班學生,征求自願和他一起去東北的人。教室里一片沈寂。幾分鐘後,兩名學生站了出來。令伍連德意外的是,站起來的兩人都是廣東人。

走馬上任編輯

  1910年11月初,傅家甸每天還只是一兩例染疫之人的報道,至12月中旬每天4~10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數百人。由於傳染人數增加太快,專業檢疫人員無法親自檢查每一個病例,

  得到病患家人的通報後,只有依靠臨時雇來且沒有防疫經驗之人前往甄別,然後將被認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離營。為了逃避警察檢查和強制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間將患者屍

  體拋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警察把這些屍體收集起來,放在一個個薄木棺材里,埋在亂墳崗子。如果患者死在家里,家人則可以在沒人過問的情況下,從容運到城外安葬。臨時征集來的護士、

  看護婦、消毒工和埋葬工,雖都被要求穿戴防護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聞,口罩掛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傳染。

  疫情發生以後,當時從奉天派來兩名西醫前來處置,但是他們能夠調動和支配的人手只有5位與之同來的護士。大多地方行政長官對現代檢疫、防疫知識,幾乎一無所知。如最初負責傅家甸

  檢疫、防疫的地方官就是一位典型的傳統文人。此人擁有舉人頭銜,操一口帶有濃厚吳地口音的官話,既不通英文,也不通俄文,根本無法與俄國人直接交談。伍連德後來回憶:他抵達後

  第二天與其見面,早上9點鐘趕到縣衙門,居然還在客廳等候了半個多小時。伍連德與之交談後的印象是:“正是這種無知導致了形勢的複雜化,並使疫病向更遠的南方蔓延。”

  所幸從奉天來的姚醫生和孫醫生畢業於盛宣懷創辦的天津北洋醫學堂,是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接受西方現代醫學訓練的人。北洋醫學堂是一個英式醫學院,專門從香港、廣東和福建以及天

  津招收會英語的學生,用英語授課,所以伍連德可以用英文同他們深入交流,了解情況。

  當時東北的各種報紙報道這場大瘟疫時,都稱之為“百斯篤”——這是“鼠疫”的日語音譯。這場蔓延東三省的瘟疫究竟是不是鼠疫?對伍連德來說,他迫切需要的,是要用科學的方式

  對這些猜測用實證的方式予以回答。

  到達哈爾濱的第三天,伍連德得知傅家甸一名與當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於瘟疫,他決定解剖屍體。

  當時中國對現代醫學完全是一片蒙昧狀態。在中國人的觀念中,解剖屍體無疑是對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臨著社會風俗的壓力,從法律層面來講,也是不被允許的。所以伍連德只能秘密進行。

  這一次的屍體解剖,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在伍連德等人的推動下,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公布了關於屍體解剖法規的總統文告,隨後頒發了詳細規則,這是中國歷史上

  首次官方準許屍體解剖的法律性文件。由此可以想見,伍連德當時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當時也沒有實驗室,伍連德和助手就在當地總商會借了一個房間,做血液化驗。將樣本固定後進行組織切片檢驗。令伍連德興奮的是,在貝克顯微鏡下,他清楚地看到了一種橢圓形的疫

  菌——毫無疑問,流行在傅家甸的正是鼠疫。伍連德立即向北京外務部發去電文,報告此事,並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鐵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離疫區傅家甸;向關內征聘醫生等。

  伍連德發現,這一次發生的疫情顯然與以往對鼠疫的認知有很多沖突。初到哈爾濱時,姚醫生也向他坦陳了他的觀察:傅家甸民居低矮骯臟,冬天門窗緊閉空氣不流通,室內一人染病很快

  即感染全家——他認為這種病是在人與人之間通過飛沫和呼吸傳播的急性肺部炎癥。在伍連德到達哈爾濱前,日本南滿鐵路也派了一名日本醫生前來調查病因,這名日本醫生是北里柴三

  郎的學生,他一到哈爾濱,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發現鼠疫桿菌。一連解剖了幾百只,卻沒有發現一例帶鼠疫菌的。基於種種事例,伍連德大膽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

  疫無需通過動物媒介,而可以通過呼吸之間的飛沫傳染,他將此命名為“肺鼠疫”。

  為了防止飛沫傳染,伍連德設計了一種極其簡單的雙層紗布囊口罩,即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戴上它就可以隔離病患,成本費僅需當時國幣2分半錢。後來,在沈陽召開的國

  際鼠疫研究會上,各國一致贊成采用這種口罩。至今,醫務人員仍在使用這種口罩,並稱之“伍氏口罩”。

  1911年新年元旦的前夜,伍連德當時拜訪了很多外國領事館,向大家講了他的“肺鼠疫”理論,呼籲群起防治。然而,除了美國領事羅傑·格林之外,幾乎沒人相信他的話。

  而伍連德人際傳染的“肺鼠疫”理論,也遭到了同行的抵制。1911年新年第一天,伍連德決定去中東鐵路醫院探訪。那里的主治醫師是只有28歲的哈夫金(Haffkine),他畢業於基輔

  大學,他的叔叔W。哈夫金則是著名的鼠疫專家,曾主持過印度孟買的鼠疫防治工作。

  伍連德註意到,這里的傳染病房並沒有設置隔離區,醫務人員也沒有任何防護性措施,因為哈夫金篤信鼠疫是不可能通過人際之間傳播的。哈夫金很熱情地接待了伍連德,他隨手發給

  伍連德白服、白帽和膠皮手套,邀請他一道查房。

  “當時的情形真是一個困境!”伍連德後來回憶此事還感慨萬分。如果在查房之前向哈夫金索要口罩的話,伍連德擔心此舉被看成是懦弱或缺乏職業勇敢的表現;可是難道就這樣不加防護地魯

  莽地進入病房?

  病房里8個病人,其中6個中國人,2個俄國人,每人都躺在各自的鐵床上。全部的病例記錄表明,病人高熱和心率過速。所有病人都很虛弱,一些人輕微咳嗽,另一些人明顯呼吸窘迫、痙攣和

  咳嗽,並帶有淡粉色的血痰。哈夫金檢查了兩個病人的前胸和後背,伍連德註意到,他並沒有直接面對病人的呼吸。

  輪到伍連德時,他只做背部聽診,盡量伸直持聽診器的手臂,有意識地仰起頭與病人保持一定距離。“如果當時我面對病人前胸而不是背部聽診的話,或許今天我就不會活著講這個故事了。”

  伍連德晚年撰寫自傳時提及這段經歷仍心有余悸。

  當時,哈夫金醫生告訴伍連德:他們已註射了他的叔父所制的疫苗,足夠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預防工具。

  “哈夫金當然提取了血清制成疫苗,但其療效很不穩定,當時很多病人註射之後也只能延長存活兩三天。”馬學博老師介紹說。

  可在當時,哈夫金對自己叔叔的疫苗堅信不疑,也不相信伍連德的“飛沫傳播”理論。直到梅斯尼(Mesny)的死,才改變了這一切。

  當伍連德要求增派醫務人員的電報發出後,北京方面開始向全國的各類醫院和醫療機構征集誌願者醫生和受過訓練的護士到東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對如此惡疾,報名支援東北的中外醫生和醫學院的學生十分踴躍。

  第一位前來的誌願者是法國醫生梅斯尼。梅斯尼來華多年,曾是一名軍隊外科醫生,時任天津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1908年唐山曾發生一次死亡800人的小規模鼠疫,在梅斯尼的主持下得以控制,因而他也深得信賴。

  伍連德對梅斯尼的到來十分高興。他迫不及待地想把發生在哈爾濱的疫情告訴他。但當他介紹完疫情,以及自己肺鼠疫的結論後,他發現這位老朋友的情緒不太對頭——伍連德後來才知道,

  來哈爾濱之前,梅斯尼在奉天拜訪了東三省總督錫良。梅斯尼認為伍連德經驗不足,認為自己更有資格取代他,出任東三省防疫總醫官,不料卻被錫良婉拒。

  伍連德回避了與梅斯尼發生正面沖突,他給施肇基發了一封辭職電報。為了能讓防疫工作進行下去,情願把防疫總醫官的職位讓給梅斯尼。整整38個小時之後,他收到北京的回電:決定召回

  梅尼斯,仍由他繼續擔綱三省防疫。

  可是幾天後,伍連德卻意外得知梅斯尼生病的消息。1月5日,梅斯尼前往哈爾濱鐵路醫院,在沒有戴口罩的情況下,先後診斷了4名傳染者。3天後,在俄國大飯店,梅尼斯頭痛、發燒、徹夜不眠。

  小哈夫金將他轉到了俄國人病房,在檢查中發現了鼠疫桿菌。小哈夫金為他註入了兩支血清,但毫無效果。1月11日,梅斯尼去世,距離他去鐵路醫院僅僅6天。

治疫大戰編輯

  梅斯尼之死,震驚了哈爾濱。俄國人封閉了他住過的大飯店,將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而對伍連德來說,梅斯尼之死使他的地位也發生了一個微妙的變化。周圍的人不再對他的“肺鼠疫”理論

  不屑一顧,而之前被很多人認為反應過度的“伍氏口罩”,從此都被牢牢地戴上了。

  特殊時期的伍連德,正如他後來所形容那樣,“扮演了一個龐大組織總司令的角色”,“給醫生、警察、軍隊,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1911年的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時候,卻也是醫生增援最多的時候。有了同行們的幫助,伍連德的工作進展順利了許多。他們幾次開會商定了一系列周密的防疫方案,一場與死神的較量開始慢慢展開。

  在伍連德的指揮下,傅家甸被分為4個區。每區由一名醫藥大員主持,配有兩名助理、4個醫學生和為數眾多的衛生夫役與警察。救急隊內分診斷、消毒、擡埋、站崗等諸多崗位。每天,各區派出40多支

  搜查隊,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醫院,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為了成功地執行分區防疫計劃,從長春專門調來了由1160名士兵組成的步兵團。他們被安置在城外俄國一家空曠的面粉廠里,任務是對疫區內進行交通管制。政府規定,傅家甸內居民出行必須在左臂

  佩戴證章,根據各區不同證章分為白、紅、黃、藍4種。每個區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證章,可以在本區內活動,但要去別的區域,必須申請特別準許證。就連區內的軍人們也必須嚴格遵循這一規章

  ,不許隨便走動。嚴格的警力,使得“任何人偷越封鎖線幾乎都是不可能的”。

  正在城市外圍擔任封鎖任務的600名警察被撤換,在接受防疫培訓後,被分配到防疫局醫生直接控制的4個分區和防疫站。伍連德後來評價說,這支隊伍後來被證明“有巨大的價值”。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診病院分為疫癥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幾種。各病院中均設有醫官、庶務、司藥生、看護、巡長等職務。既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療,又避免他們之間交叉感

  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連德首創的,直到現在我們還在使用。”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程光勝研究員說。這也足以證明伍連德的能力和遠見。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為整個東北做了一個表率。隨後,哈爾濱俄人居住區、奉天、長春、黑龍江全省紛紛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體系。

  在後來的奉天國際鼠疫大會上,有人總結:“在新的防疫機制建立之前那個月,死亡人口總數為3413人,在新的防疫機制建立的時候,幾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後,死亡記錄為零。”

  伍連德向中東鐵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車車廂暫作臨時隔離營。新年後,糧臺一帶(今道外八區體育場)鐵路線上停靠了60節“瓦罐車”,用做臨時隔離營,收容鼠疫患者家屬和接觸者,以及出現咳嗽

  等癥狀的疑似者。醫生每日診察,如果連續7天體溫正常,即解除隔離。有些貧民在此一日三餐,還有火爐取暖,溫飽無憂,竟然樂不思歸。當年的報紙曾以《貧民之愛坐火車》為題報道:“傅家甸

  防疫局前由鐵路公司借去火車數十輛,專為調驗與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飯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給……”

  伍連德最終借了120節火車車廂,用做隔離營。在後來的國際鼠疫大會上,他還將此作為最重要的經驗:“這是一種最有效的隔離方式,在鐵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來。”

  “在抗生素發明之前,對待鼠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離,切斷人與人之間傳染的鏈條,鼠疫蔓延的速度和規模自然就會被控制住。”馬學博研究員介紹。從17世紀開始,人們就開始采取隔離措施。10

  0年前西班牙曾經用過鐵路車廂做臨時病房,但是“用120節車廂這麽大規模,防疫歷史上從沒有過”。

  伍連德後來回憶說:“整整花了一個月,組織逐漸步入正軌。官員們接受了我的觀點。”

斷絕交通編輯

  當時的哈爾濱,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場。這里聚集了大批從山東和直隸兩省進入東北的勞工。除了普通勞動力外,數以千計的小商販也隨季節變化,向北移動。雖然對這部分流動人

  口並沒有一個精確的統計數據,但10萬人並不是一個被高估的數字。當時正值年關,按照中國人傳統觀念,他們必須要千方百計回鄉過年,這些龐大的人群中,必然包含為數不少的鼠疫感染者。一

  旦大規模的春節返鄉潮開始,瘟疫勢必會傳播到關內。

  鼠疫爆發之初,人口流動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當時每天約有1000多名勞工乘火車從北部疫區而來,再轉乘中國人管理的鐵路繼續南下,所以奉天一度成了鼠疫重災區。當時也有人強烈要求關閉長春

  到奉天的鐵路交通,但未被采納。

  1月11日,也就是梅尼斯死去當天,東三省總督錫良給北京軍機處發了一份急電。他以“萬萬火急”的字眼,籲請朝廷禁絕滿洲交通:“此次疫癥,因東清、南滿火車往來蔓延甚速……(應)於火車

  經過大站添設病院、檢疫所,凡乘火車由哈赴長、由長赴奉之商民,節節截留,一體送所檢驗,過七日後方準放行。”

  經過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於1911年1月14日停駛,俄國控制的東清鐵路,其二、三等車於1月19日停票,頭等車采取檢疫辦法。東北境內的交通基本停頓下來。山海關是從東北進入關內的必經之路,1月13日清政府還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是經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觀察。這些措施是如此嚴厲、如此徹底,以至於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返回時,也毫無例外地在

  山海關停留5日後才得以返京。

  也許是出於對疫情蔓延的恐懼,清政府對交通的控制也不斷升級。1月15日,陸軍部更派軍隊駐紮山海關,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命令“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關內外的

  鐵路交通完全斷絕。“當時天津衛生局專門制定了查驗火車的章程,甚至要求連進貢的貢品也必須檢查,這說明清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防疫措施是極其嚴格的。”遼寧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焦潤明這樣說。

  可是對當時的管理者來說,對現代醫學缺乏常識的普通民眾也是防疫的阻力之一。當時的奉天,還發生過這樣一個事件:1月14日,最後一列載著苦力的列車離開奉天前往山海關。可是,就在向南奔馳的列車上,卻發現兩個死於鼠疫的感染者。

  第二天,載著478名勞工的火車沿著原路回到奉天,被安置在鐵路車站附近的客棧里。周圍設置警戒以防止他們逃跑。1月23日,100多名勞工舉行暴動,從客棧中逃了出去,沒有人知道他們跑到了哪里,而一周後奉天的死亡人數突然暴增……據《盛京報》報道,當時奉天隔離所有規定“若有敢圖潛脫者當即擊斃以杜後患”,大概與此事有關。

下令焚屍編輯

  一切都布置妥當,但兇險的鼠疫似乎不甘心就此落敗,還在顯示它最後的余威。最多的一天竟然傳來183人的死亡報道。

  作為與鼠疫作戰的總指揮,伍連德知道“對手”的兇險,他必須全力以赴,不能有絲毫掉以輕心之處。很快,他又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隱患。

  1911年1月的一天,伍連德來到北部的一個墳場。眼前的一幕,又讓他驚呆。時值隆冬,地上的積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屍體露天停放著,如長蛇陣一般綿延一里有余。

  鼠疫發生之初,政府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們;在街上發現的屍體也由政府出面收集,放在棺木運到墳場。到了後期,當死亡人數越來越多時,屍體也便被直接放在墳場。隨著天氣漸冷

  ,土地被凍得堅硬,不要說深挖洞,就是想挖一個淺坑,都非常困難。所以這些屍體也都被隨意棄之於墳場地面上,已經至少6周有余。伍連德註意到,這些屍體各種姿勢都有,有的甚至還

  保持著坐姿,這大概是因為在垂死之即就被家人扔出來,而他們在極度寒冷的天氣里做了最後取暖的努力。

  當時的伍連德憂心這個墳場會變成一個巨大的鼠疫桿菌的大冰櫃。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動物接觸到這些屍體,再由動物傳染給城里的人,那麽一切防疫措施都將化為烏有。

  “伍連德憑借直覺,感覺鼠病菌在地面下也是可以存活的,但是他當時並沒有時間去做實驗證明這一點。後來俄羅斯專家果然證明了這一點——在哈爾濱嚴冬的極低的溫度下,肺鼠疫的病

  菌至少能存活3個月。”馬學博說。

  當務之急是必須盡快處理掉這些屍體,唯一的辦法是集中火葬。

  可是伍連德也知道,這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將是一個多麽巨大的挑戰。

  即便是生長在海外的伍連德,也不敢貿然挑戰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他思來想去,最好的辦法,唯有上書朝廷,請皇帝下一道聖旨才能平複民間的反對。不過,伍連德也知道,他首先要贏得當地

  官員和鄉紳的支持。這一點也進展得異常順利——他讓那些人跟著他一道坐車去墳場看那可怖的場景,他們便一致同意。於是,當伍連德給清廷上書,請求頒布準許火葬的同時,哈爾濱的官商

  紳士們也聯名向吉林總督(當時哈爾濱屬吉林境內)陳情,希望批準火葬。

  1月30日,他們終於收到外務部發來的電報批準。第二天一大早,伍連德立即行動起來——伍連德後來在萬國鼠疫大會上詳細介紹了當時的處理方法:他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屍體以100為

  單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藥爆破,挖了一個20英尺見方、10英尺深、每次能夠裝500具屍體的大坑。然後,按照每百個屍體10加侖的標準,用消防車在屍體上面澆上煤油。火點起來,屍體迅速

  猛烈地燃燒起來,2200多具屍體就這樣灰飛煙滅了。伍連德後來寫道,目睹親人遺體化為灰燼,兩萬名傅家甸市民面無表情,“呆呆出神”。對於伍連德如何以專業精神以及敬業之心,指揮這場

  鼠疫,《遠東報》的一則評論也許能最充分地體現:“哈爾濱防疫局總醫官伍連德自到哈以來,辦理防疫事宜,不辭勞苦,聞日前,在東四家焚燒疫屍,防疫局委員等皆不欲往前監視,伍醫官自

  赴該處點查屍數,親視焚燒,俟焚化凈始行回局。”

  當時,俄國防疫部門的相關人士也在旁觀看了具有歷史性的焚屍過程。後來他們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轄區內染疫屍體,無論是新近死去的還是已經腐爛的,全部火葬。2月間,俄方共焚化了14

  16具屍體,其中1002具屍體是從墳墓中掘出來的。

  1月31日這一天,為當時的哈爾濱市民留下了一個最特別的記憶——這一天,是中國傳統的大年初一,他們卻目睹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火葬。此時,傅家甸已經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

  適逢春節,防疫部下發傳單,號召大家燃放爆竹,沖沖晦氣。伍連德也深知,從科學的角度,爆竹里的硫磺同樣有消毒的功效,所以他也期望新年爆竹能把籠罩在傅家甸上空的死亡之神驅趕走。

  說來多少有些神奇,大年初一這一天起,人類與瘟疫角力的天平終於發生了傾斜,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數從183名下降為165名,“此後日漸消減”,而且再也沒有回升過。

  1911年3月1日午夜,當鼠疫死亡人數為零的報告傳來時,坐落在哈爾濱傅家甸的防疫總部內一片沸騰。幾日後,鑒於鼠疫死亡連續多日為零,防疫委員會宣布解除對傅家甸的隔離。

追查病源編輯

  當伍連德與助手林家瑞在到達哈爾濱的第二天,當地最高行政長官於駟興向他介紹情況時便提及,這場瘟疫的最初感染者,均是在滿洲里一帶草原獵捕旱獺的關內移民,這是伍連德在疫區第一次獲得有關旱獺的信息。離開關道衙門乘上馬車,他註意到一身俄羅斯人裝束的山東馬車夫,頭上戴的正是一頂旱獺毛皮帽子。

  20世紀初,在北滿和西伯利亞一代活躍著捕捉旱獺的獵人,他們發明了一種工藝,只要對旱獺的皮毛進行適當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時間,旱獺皮冒充的假貂皮成為國際市場的新寵,價格連年看漲。1910年,每張旱獺皮的售價比1907年猛漲了6倍多。在巨額利潤的吸引下,很多中俄商人紛紛招募華工捕殺旱獺。1910年,僅從滿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獺皮就由1907年的70萬張,增加到250萬張。

  國際市場的需求,刺激了捕獵旱獺的熱潮。當時,正逢山東、直隸兩省連年遭災,大批流民北上闖關東。滿洲里草原上捕獵者曾達到1萬多人,許多毫無捕獵經驗的關內勞工也加入了獵獺隊伍。《盛京時報》在追述疫情源頭時曾這樣描述:“山東直隸兩省無業遊民相率獵滿洲里山中,而山谷流血,原野厭肉,其狼藉實不堪形狀。”

  旱獺,英文名字叫土撥鼠(Marmot)。它其實是一種非常聰明的動物,對人類和其他動物的襲擊保持著高度警惕。自然界動物具有自然形成的防衛本能,旱獺一旦染上鼠疫就會失明、失聲、行動遲緩,並被健康的同類逐出巢穴。有經驗的獵人都能分辨出染病的旱獺,絕不會輕易將這樣的獵物捕獲帶回。但是在高額利潤的刺激下,一些流浪的山東苦力,不加選擇地捕獵;在東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捕獵者渴了喝雪水,餓了把旱獺的肉燒煮吃掉。

  集得20多張獺皮後,獵人們便在簡陋的客棧過夜。這些客棧非常簡陋,往往幾十人個擠在一張大炕上。冬天為了保溫,門窗緊閉,這種封閉式溫暖、潮濕的環境極易造成鼠疫菌的傳播。一旦有人感染,全客棧無人幸免。當他們乘火車返鄉,鼠疫就開始在中東鐵路沿線星火燎原般蔓延。中東鐵路的樞紐哈爾濱首當其沖,東三省兩次肺鼠疫大流行都未能幸免,而且淪為疫區中心。

  “在此之前,人們一直懷疑這場瘟疫是由老鼠傳播的;可是在捕獲的老鼠身上又並沒有發現鼠疫桿菌,也就是說老鼠之間並沒有發生鼠間鼠疫,再結合之前於駟興的情況介紹,伍連德已經開始懷疑旱獺,因為旱獺也是一種嚙齒類動物,鼠族的一種。”哈爾濱醫科大學醫學史教研室副研究員馬學博說。

  馬老師說,1905年左右,在俄羅斯境內也發生過小型鼠疫,當時去調查疫情的俄國細菌學家紮博羅特內(Zabolotny)已經註意到了旱獺與流行病的關系,只是當時沒有分離出鼠疫桿菌。“這些信息伍連德肯定都會知曉。3個月的防疫實踐更加確證了他的判斷,只是當時忙於應對瘟疫,還沒有時間進行實地考察和實驗室檢驗。”

  哈爾濱的鼠疫被控制以後,1911年7月,伍連德與紮博羅特內等人組成的中俄聯合考察隊,到滿洲里與西伯利亞及蒙古交界地一帶,實地考察旱獺的情況。“他們在鐵路沿線某處發現了旱獺'大本營’,周圍100英里到處是旱獺,他們通過研究獲得了非常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馬學博說,其實從1905年到此次大爆發,由旱獺引起的鼠疫每年都發生,但是因為俄屬遠東地區人煙稀少,居住分散,加之俄國方面控制嚴密,才沒有釀成大型瘟疫。

  伍連德根據這次田野考察之後完成的《旱獺(蒙古土撥鼠)與鼠疫關系的調查》,1913發表在著名的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上;1923年6月2日,伍連德帶著東三省防疫處專家伯力士、關任民醫生,與紮博羅特內等人再次赴中俄邊境考察。這一次他們幸運地捕獲到了染疫的旱獺以及病疫而死的旱獺,獲得珍貴的實驗動物及標本。回國後,伍連德在哈爾濱濱江醫院實驗室進行“旱獺疫菌吸入性實驗”。“這個實驗結果非常有價值,它證明了旱獺之間可以不經過跳蚤這個中間媒介,而是通過空氣傳播鼠疫桿菌;反過來也證明,人與人之間也可以直接傳播病菌。”也正是因為伍連德在這方面的貢獻,1935年他被推舉為諾貝爾醫學獎候選人,也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人。

功成名就編輯

  哈爾濱鼠疫之後,伍連德又轉戰長春、沈陽等地,經過努力,到4月底,東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滅。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學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傳染病的行動。這一年,伴隨著各地報館雨後春筍般的出現,無論關外的《盛京時報》、《滿洲日報》、《奉天公報》,還是關內的《北京日報》、《申報》、《大公報》,乃至眾多日俄媒體……幾百份報刊連篇累牘地報道著滿洲鼠疫,以至於鄭孝胥也感慨“竟成世界新聞”。伍連德自然一舉贏得廣泛的贊譽。《遠東報》評價:“其能以如此有效者,皆賴伍醫士連德之力。”

  然而,當我們重新回顧這段歷史時,公允地說,如果沒有一個有力的社會支持系統,伍連德的“科學主義”也難以奏效。

  第一位當然是慧眼識才的施肇基。當伍連德被緊急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時,是施肇基連夜準備護照、信件、電報等必需文件。他還與伍連德約定,到現場後互發英文電報保持通訊,電報由他負責翻譯後辦理。這無疑給了伍連德很大支持。在收到伍連德關於焚燒鼠疫患者屍體的奏請之後,也是施肇基連夜去攝政王府,呈請準奏。伍連德後來在其回顧錄中的扉頁說,將此書獻給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人——一位當時在美國,另一位是他在英國的導師。而這第一位,就是施肇基。而令人感動的是,施肇基在自己的回憶錄里熱情贊揚伍連德,卻對自己的舉動只字未提。

  另一位給予伍連德極力支持的,則是時任東三省總督錫良。在晚清風雨飄搖的殘局中,錫良的種種手筆,為他贏得了晚清名臣、“一代能吏”的名聲。當資歷更老的梅斯尼對伍連德提出質疑時,也是錫良堅定地給予伍連德支持和信任。值得一提的是,奉天的檢疫、防疫是由錫良直接負責的。他謝絕了日本多次要求任命日本醫生為防疫總負責,聘請與之私交甚好的英國傳教士醫生司徒閣作為總顧問,全權負責整個城市的檢疫、防疫事務。

  在這場鼠疫大戰中,錫良可謂恩威並用。一方面,他奏請“出力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他的請求也很快得到清廷的批準。“吉林、黑龍江兩省都分別制定了有關防疫捐軀人員的撫恤金,比如醫生撫恤銀1萬兩,學生撫恤銀5000兩等。”焦潤明說。另一方面,錫良對一些官員也毫不軟弱。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以“防疫不力”而被革職。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錫良還十分註重信息的透明,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匯報,而且“所有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更不該被遺忘的,是那些寂寂無名的醫務工作者。當初因為對這場鼠疫強烈的傳染性認識不足,當地的醫務人員也損失慘重。比如僅長春一地就有166名衛生人員染疫殉職;而在長春隔離所,19名職員全部被感染,18名不幸殉職。

  這批獻出生命的醫務工作者,也有一些包括梅斯尼在內的外籍人士。其中有一位是來華不到3周、年僅26歲的蘇格蘭醫生嘉克森。他當時的工作是在奉天到山海關的火車上檢查是否有疑似感染者,卻不幸自己染病。嘉克森去世後,專程趕到奉天來認領骨灰的親屬將清政府發給的1萬元撫恤金全部捐獻出來,捐作修建奉天醫科大學之用。

  伍連德後來在自傳里也逐一提到他們的名字,對這些同行表示深深的敬意。在後來召開的萬國鼠疫大會,也特地休會半天“以表達對那些在抗擊鼠疫鬥爭中獻出生命的醫生們的敬意”。我們今天在懷念他們時,其實不必特地用某個國家來界定他們,因為在面對疾病時,他們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力量早已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線。值得一提的是,伍連德的長子伍長庚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後,也到中國投入到流行病的防治中,1941年,“在一次親臨監督北平防疫活動中感染肺疫,幾個月後逝世”。

  經此一役的伍連德名聲大振。1911年4月3日至28日,“萬國鼠疫研究會”在奉天(沈陽)召開,來自英、美、法等11個國家的34位醫學代表參加大會,這是近代在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學術會議,清政府出資10萬兩白銀。各國專家對東北抗鼠疫行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梁啟超也對伍連德稱贊不已:“科學輸入垂50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伍連德字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此後的伍連德,在中國醫學的現代化進程上面,付出了諸多努力。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派出中國醫學委員會,考察中國的醫學和公共衛生狀況。伍連德提出的在北京建一所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的建議被采納——這便是後來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及醫院。

  1918年1月,伍連德提議建立一所大型醫院的建議,被政府批準。在為該院籌款過程中,伍連德自己也捐了2500元。同時他全權負責總管籌建:每天乘車,從東堂子胡同的家經過故宮,到醫院工地督工。在他主持下建成的北京中央醫院成為中國人建立的第一所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1924年,受張作霖委托,伍連德在沈陽建成了東北陸軍醫院,這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醫院。

  除了建醫院之外,伍連德還是中華醫學會的創始人;1951年,當中華醫學會總部由上海遷到北京後,伍連德把他在北京東城東堂子胡同55號的樓房捐給了學會。

  離開哈爾濱之前,伍連德為哈爾濱留下了一份特別的財產。“自1910年哈爾濱大鼠疫之後,中國又爆發了幾次鼠疫,不過在此之後大家都學會了應對,從容了很多,也沒有釀成大規模瘟疫。不過伍連德覺得,光靠少數醫務工作人員不行,還要培養一批醫務人員。1926年,伍連德創辦了哈爾濱醫學專科學校,為當地培養醫學人才。這個學校就是我們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前身。”哈醫大校長、中國工程院院長楊寶峰說。伍連德的孫子告訴楊寶峰,當年辦醫學校時,伍連德並沒有多少錢,為此,他還找朋友借錢。別人不解地問:“你的家並不在那里,為什麽還要在那兒建?”伍連德很樸實地回答:“想為當地老百姓做點事情。”朋友很感動,為學校捐了錢。

  抗戰爆發後,伍連德在上海的寓所在淞滬之戰中被炸毀。不久伍連德離開上海,取道香港回到馬來西亞。回到家鄉後,伍連德開了一個診所,過著平靜的生活。對於曾經的那些驚心動魄的故事,他只是用淡淡的一句話總結:“我最願意做的事情,是從閻王爺那里把人救回來。”

  1959年,伍連德在家鄉檳城買下鄒新慶路39號I的房子,打算回鄉在這里安度晚年。搬遷時他仍親力親為地監督著裝箱工作,確保心愛的書沒有受損。遷到新居後不久,他開始覺得身體不舒服。一天早晨醒來,伍連德自覺很不舒服,便叫家人即刻送他入院,但已經來不及。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帶著他的故事,永遠告別人間。

參考書目編輯

‧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pdf ‧《白雪烏鴉》遲子建 原著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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